财政补贴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机制

　1 概述

　　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对社会的贡献不仅是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企业自身的效益，也包括对国家的创新能力、竞争能力以及国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促进和带动作用。创业投资企业的存在目的与作用，绝非仅为买卖创业企业的股权以赚取资本利得而已，证券交易只是创业投资活动的形式，参与并培育创业企业才是其宗旨和目的。只有创业企业不断茁壮发展，产业经济、就业市场及资本金融市场才有源源不绝的发展活力。由于国家间的竞争已逐渐演变为以高新技术与经济实力为主要标准的综合国力竞争，创业投资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催化剂功能也越发受到重视，因而许多国家将创业投资视为重要的产业发展的工具（Kortum & Lerner，2000）。

　　创业投资的特殊性在于它对所在国家的资本、人才、法律法规、市场机制等环境都有相当高的要求，而政府在满足这些条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为作为经济组织的政府和其他经济组织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尤其是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强制力或市场仲裁权，能够通过颁布各种扶持政策干预市场。因此，政策扶持研究对创业投资行业发展促进机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政府扶持在不同阶段的目标和作用不同，所采用的扶持手段也存在差异。政府扶持大体可以划分为政策扶持与制度供给两种，前者多为直接的、临时性的非市场化干预，而后者一般为间接的、长期的市场化手段。直接性扶持多见于创业投资发展起步阶段以及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一般是政府主导行业的发展，各种直接性的政策优惠不断吸引私人资本进入该领域，政府的作用在于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间接性扶持一般是在稳步发展阶段，该阶段私人资本是创业资本的主力军，而且创业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也相对完善，政府的作用在于维持创业投资市场规范、有序的发展。本文所研究的财政补贴即属于政策扶持范畴。

　　一般来说，在创业投资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理论研究重点侧重于间接扶持手段，如创业投资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完善、创业投资组织形式以及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克服等。而创业投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重心在直接扶持手段的作用机制和效率等方面，而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就表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结合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现状的需要，对间接政府扶持政策，特别是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但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对此研究较少，文献主要集中在了税收政策以及其他间接扶持手段上。特别地，关于政策扶持的分析也多数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但在不对称信息下政府采取直接补贴方式是否仍然有效，此时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这些问题还鲜有人涉及。鉴于此，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以期填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同时加强对现实政策的理解并提高政府扶持，特别是财政补贴政策的定位精度。

　　2 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财政补贴等。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税收政策的讨论相对较早，内容丰富，也相对成熟（Abbott & 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数研究表明，税收政策调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因具体税种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创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论焦点转移到制度层面，学者们对于补贴政策的关注比较少，只见Keuschnigg & Nielsen（2002）构建起一个包含创业投资代理人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研究了投资补贴以及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代理人部门的作用，发现投资补贴与产出补贴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这与此前Keuschnigg & Nielsen（2001）的研究结论相似。之后，Keuschnigg & Nielsen（2004）转向创业投资机制的微观研究，构建了一个双重道德风险模型，在该模型中创业资本家与创业投资代理人的努力都不可观测，此时无法用财政补贴方式量化纠正资源的无效配置。

　　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关于财政补贴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观分析，甚至直接纳入在笼统的政策扶持定性讨论中（王关义、陈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单独的定量分析。王彦等（2001）在分析我国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发展创业投资除了拓展风险资金来源、培育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主体以及完善退出机制外，还应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为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建立政府担保机制等。最近，李吉栋（2011）基于配置决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仅能够增加创业资本供给，还能提高创业投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进行的，缺乏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的考虑。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会提高创业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标准差，这就默认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灵”问题。

　　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我国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结论比较明确和成熟，难以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的模型数量分析技术还不够成熟，加之国外政策扶持领域的研究也不够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开展受到一定局限。

　　3 财政补贴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机制研究

　　3.1 经济学分析：外部性

　　传统经济理论分析通常把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参与和支持看作是对“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纠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万寿，2006；Rin et al.，2006）。“市场失灵”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在其自身的运行中自发产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场失灵”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几百年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和私有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几乎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具有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强大能力，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到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马歇尔“市场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设”，使西方社会对市场效率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无比“有效”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个“失灵”面前终于失去了它“万能的光环”。市场失效的出现使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更深刻了。

　　广义的“市场失灵”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无效率，二是宏观经济不稳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创业资本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归结到微观经济无效率下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是市场失效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所揭示的矫正外部效应方法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称为外部效应、外在性等，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他人，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或者说，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额外经济交易成本或收益。当市场交易导致了对第三方的影响，而价格机制又不能为之提供正确信号时，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这里价格机制的失灵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

　　正外部性的产品或劳务，由于其价格只反映了其私人边际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收益，导致产出供给不足，从而给生产或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效益损失，根据“黄金规则”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资源配置亦是无效率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消费将呈现不足状态，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给，社会将因此而获得净效益。正外部效应产品或劳务的私人标准均衡和社会标准均衡对比情况可见下图：

　　■

　　在图1中，当不考虑额外收益的补偿时，自由竞争市场会使正外部性产品按照私人边际成本（Marginal Private cost，MPC）和私人边际收益（Marginal Private Benefit，MPB）决定的均衡价格（P0）和均衡产量（Q0），来配置资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资源配置，但却偏离了社会的最佳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过少，价格偏低。

　　在图2中，当政府对额外收益进行补偿时，正外部性产品将会按照社会边际收益（Marginal Social Benefit，MSB）和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 Social Cost，MSC）决定的均衡价格（PS）和均衡（QS）产量进行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较Q0增加，价格提高。

　　由于政府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制力，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交易费用优势等，因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这也是由政府来纠正创业投资“市场失灵”的理论依据所在。

　　3.2 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对称信息

　　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前提是：首先，必要条件。市场存在失灵，而政府又是为追求公共利益去弥补市场缺陷。其次，充分条件。政府的活动的确比私人的活动更成功、更优越。即政府的经济活动在取代私人活动后，能经受市场考验，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最后，优势条件。政府拥有政治强制力。这使得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命令权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权力监管私人经济活动，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影响资源使用的动机。对政府行为来说，“市场失灵”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构成政府部门干预创业投资市场的理由。因为政府干预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从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为不能增进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由此导致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机构确实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运转的。低效率、决策失误、腐败等等，都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财政补贴能够促进创业投资的观点不能仅立足于创业投资“市场失灵”本身，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分析财政补贴能否确实提高创业投资活动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也正因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对政府扶持的微观效率展开数理分析，特别地，该模型在不对称信息情形下论证了创业投资市场上的政府干预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3.2.1 模型设定

　　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设备投资补贴和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假定在时间总量为1的情况下，创业企业家最基本工作时间为0＜δ＜1，δ是可观测的，而其余私人时间1-δ无法被创业投资代理人观测。如果创业企业家积极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他会私人时间1-δ里也从事于创业投资工作；如果创业企业家消极怠工，即意味着他在私人时间里会另寻私活。我们已经知道创业企业家的努力对创业投资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假定创业企业家付出的努力程度为e，如果创业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创业企业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实现创业投资最终成功（退出）；如果创业企业家把私人时间用于兼职其他工作，即e=0，则创业企业成功的概率P=0。假定创业投资代理人通过提供内部增值服务a，如管理咨询、行业经验等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会免费为创业项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务g，如培训、信息服务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从而也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体现在函数性质上即为：

　　 p=p(a，g)，■＞0＞■，■＞0，p(0，0)=p0＞0，■p(a，g)＜1

　　据定义，记p′≡■，p″≡■。

　　假定：①创业投资代理人接私活，即e=0时，则创业投资代理人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无益于提供创业投资成功率，p=0；②政府对创业企业的产出补贴率为?滓，设备投资补贴率为z，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为b，初创时的固定设备投资为K，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价格为Q，则创业企业的总收入为(1+?滓)Q，净利润为(1+?滓)Q-b-(1-z)K。但若创业失败，则血本无归。因此，创业企业的期望净利润为：pQ(1+?滓)Q-b-(1-z)K。

　　由于创业企业家只有创业项目，故创业资本需由创业投资代理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资为I=b+(1-z)K。作为对价，则创业企业总收入(1+?滓)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须归创业投资代理人所有。假定创业投资代理人提供内部增值服务需要花费a个劳动单位，则机会工资成本为aw，因此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期望收益为(1-s)pQ(1+?滓)-aw-I，即：

　　∏=(1-s)pQ(1+?滓)-aw-b-(1-z)K（1）

　　对应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为：

　　c=spQ(1+?滓)+b（2）

　　把上式代入（1）式，记得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期望收益的另一种表达式：

　　∏=pQ(1+?滓)-aw-(1-z)K-c（3）

　　而政府提供的产出补贴、设备投资补贴以及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则政府在每个创业投资项目上的期望支出为：

　　G≡?滓pQ+zK+g（4）

　　综上所述，一个创业投资项目产生的净收益流出为：

　　∏+c+aw-?滓pQ-zK-g=pQ-K-g（5）

　　其中，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c应为机会工资加上风险溢价补偿。

　　3.2.2 不对称信息下的契约激励

　　假定创业企业家面临收益风险时为风险规避型，而创业投资代理人由于拥有许多的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可以完全规避非系统性风险①，基本工资加产出提成模式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吕朝晖，2005）。在给定了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后，创业企业家选择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创业成功的概率。则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最优化问题分为两步：

　　第一步，在给定内部增值服务水平a和相应的创业投资成功率p时，确定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设定部分知，如果创业成功，则创业企业家总收入为sQ(1+?滓)+b；而如果创业失败，则其创业工资仅为b，但可能从私活中获得其他收入(1-δ)w，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总收入为b+(1-δ)w。

　　令?兹=sQ(1+?滓)，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后的期望收入为c=p?兹+b。为了简化分析，假定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1，即创业企业家的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

　　u(y)=In(y)（6）

　　由此，创业投资代理人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为：

　　■c=pθ+b（7）

　　s.t.(PC):pIn(θ+b)+(1-p)In(b)≥In(w)

　　(IC):pIn(θ+b)+(1-p)In(b)≥In(b+(1-δ)w)

　　其中，参与约束(PC)表示，创业企业家从事创业投资工作产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机会工资，而激励约束(IC)表示，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带来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产生的效用。

　　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努力是可观测的，激励约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为：b=w，?兹=0。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约束(PC)和激励约束(IC)束紧，故 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参与约束(PC)得：

　　?兹=b(δ-1/p-1)（8）

　　第二步，创业投资代理人最优化选择要求先确定创业投资成功率p如何影响激励相容契约的成本。创业失败时，创业企业家有固定工资b，这并不依赖于创业投资成功率p，但p的提高会改变创业企业家在项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额：

　　 ■=-μ■＜0，■=μ■（2+■）＞0 （9）

　　其中，弹性μ=-■■，满足：

　　μ=■In(■)＞1，■=■-■=■(■-1) （10）

　　给定市场需求价格Q与产出补贴比例?滓，（8）式的解决定了创业企业家的收益在项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滓)Q]。由（9）式可以看到，?鄣?兹/?鄣p＜0，即更高的创业投资成功率会降低其收入占比s，这是因为创业投资代理人通过降低来维持激励支付θ不变。对于创业企业家而言，创业投资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风险，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时，激励契约成本c=pθ+b所受创业投资成功率p的影响取决于：

　　 ①c′=θ+p■=θ(1-μ)（11）

　　②c″=(1-μ)■-?兹■=■（12）

　　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对c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更高的p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成本?兹；另一方面，项目风险降低会使创业投资代理人以更低的风险溢价来保证参与约束。而当弹性μ＞1时，后一种效应大于前一种效应，从而边际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时间比重δ的上升导致道德风险空间缩小，相应的风险溢价支付也会随之减少。

　　3.2.3 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

　　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补贴设备投资与产出，降低了创业投资成本，促进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创业企业的发展。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可以分别从对创业投资代理人和创业企业家的影响来分析。

　　①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代理人的影响

　　已由（3）式知，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期望收益为：

　　∏=pQ(1+?滓)-aw-(1-z)K-c

　　即创业投资代理人在一个成功概率为p的创业投资项目上的先行投资成本c(p)+aw+(1-z)K。假定每个创业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均为p，从统计平均意义上说，创业投资代理人要保证至少有一家创业企业取得成功，至少必须付出的先行投资总成本为：

　　m=■（13）

　　本文把m称为统计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论述的是，政策扶持会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来促进创业投资代理人进行创业投资，从而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

　　由（7）式与（8）式可知，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影响创业投资成功率提高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而没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在支付最小化问题中，由包络定理可得：

　　■=-■■＜0，■=-■＜0，■=0（14）

　　上式表明，由于优惠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扶持创业企业发展，提高创业投资成功率，政府外部增值服务和设备投资补贴会降低“创业成功成本”，而在市场均衡（零利润）下，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而只反映在需求价格Q上。结合（14）式，由市场均衡下的零利润条件可得：

　　dQ=-■■dg-■dz-■d?滓（15）

　　财政补贴在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后，创业投资产业发展使得需求价格不断降低，直至市场利润为零。最后，尽管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但会提高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收入，从而激励创业投资活动，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结论。

　　②财政补贴对创业企业家的影响

　　假定创业投资市场上有E个创业企业家，给定创业投资成功率为p，则市场上成功的创业企业数为pE。在每个创业企业产出为1的情况下，pE即为行业产出总量。

　　给定需求函数D(?)，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市场出清：

　　 D(Q)=p(a，g)E时，D(Q)＞0（16）

　　由此，创业投资市场均衡要求的d（pE）=DdQ。需求弹性为η≡-QD′/D，结合（15）式，对（16）式求微分得：

　　■=(η■-■■)dz+η■+(η■■-■■-■■)dg（17）

　　由上式可以看到，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创业企业家的供给，特别是在市场需求影响下，通过增加创业企业家来增加市场供给。而产出补贴由于市场价格降低，只通过需求面效应激励创业企业家的供给。

　　财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创业投资风险，鼓励创业企业发展。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一定的情况下，若创业投资成功率上升，则所需创业企业家减少。而（16）式最后一项是通过改变创业投资代理人增值服务而产生的间接供给效应。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会“挤出”内部增值服务，而降低创业投资成功率。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不变的情况下，所需创业企业家增多。通过对（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当需求弹性大于临界值，即η≥η*≡m/(m-c′)时，η*＜1，净效应为正。如果进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财政补贴对内部增值服务的效应为负，由上述分析知，财政补贴会促使创业企业家的供给数量增加，由此市场对创业企业家的需求价格降低。

　　综上所述，本模型在考虑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激励后指出，财政补贴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并提高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收入激励创业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挤出”创业投资代理人的内部增值服务，从而增加提高创业企业家数量。在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下，财政扶持将推动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乃至创业投资市场的深化。

　　4 总体评价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中影响与作用机制的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停留于定性讨论，缺乏量化分析，并且基本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基于此，本文先就创业投资的外部性分析了财政补贴的必要性，进而基于局部均衡模型论证了财政补贴政策在扶持作用上的充分性及其作用渠道。本文认为，设备补贴能够降低“创业成功成本”，而产出补贴会提高创业投资代理人的收入激发创业投资积极性，同时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了创业企业家的供给。

　　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创业投资的财政补贴政策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体措施：①加大扶持力度，借鉴美国1982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政府可以建立类似技术创新基金的机构，专门负责按较高比例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提供各种资助和发展经费，补偿创业投资可能的风险损失，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风险资本进入高技术领域。特别地，考虑建立反向的补贴申请与审核制度，由创业投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要和政策规定自行申请补贴，再由相关执行单位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审核；②加强有关财政补贴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的普适性，并采取措施监督落实我国当前有关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和资金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度。此外，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惩罚制度，对财政补贴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和处罚；③尽快完善创业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支撑条件的建设。鉴于创业投资主要是以股权投资形式开展，为防止资本市场的投机与欺诈操纵行为，政府需制定有关法规以规范市场交易，保证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

　　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创业投资发展初期，财政补贴是重要的政策扶持手段，本文认为在具体执行财政补贴政策的实务操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如下三个问题：首先，重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影响，加大创业企业的认定资格审查，把财政补贴分配给最需要资金的、有发展潜力的创业企业，特别要避免某些企业伪装创业企业套取政策优惠，进而提高综合资源配置效率。其次，注意采取恰当的财政补贴方式对创业企业进行激励。与定额补贴相比，与产量等市场绩效指标挂钩的比例补贴可能激励效果会更明显，尤其是这个补贴比例是累进的。最后，建议进行定期的补贴效果审计以考核财政补贴绩效，并及时抽撤不良项目的补贴资金并转移到其他更有优势的投资项目上。

　　从本质上看，财政补贴政策是针对创业投资市场资本供给不足的非市场化纠正手段，正如Keuschnigg & Nielsen（2002）指出的，由于创业投资企业中的道德风险与代理成本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并无法促进创业资本的有效配置，因为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尽管如此，财政补贴仍是创业投资发展初期在创业投资市场制度还不完善情况下的最优选择，这有利于直接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创业投资的发展不断规范和成熟，财政补贴等政策扶持将逐渐淡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也会转向创业投资的制度供给。

　　注释：

　　①虽然在有限个创业投资项目下假定完全分散过于苛刻，但即使放松为非系统性风险不完全分散，下文的结论仍是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