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中的劳动力要素困境及政策建议

　一、 引言

　　2019年2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认为，“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压舱石，尤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复杂形势下，做好‘三农’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国家的农业政策从“农业供给侧改革”到“乡村振兴”战略，再到今年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说明“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生产和农村的稳定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还影响到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局，更是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四十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得17.92%增长至2018年的59.58%（国家统计局，2019）。农村剩余人口向外流动速度加快，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了2.45亿，其中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2.92亿。（《2017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大量人口的外流，给中国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人口问题，甚至成为影响我国农村工作的重要因素。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农村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农业就业人口知识和技术水平偏低和农业技术人员短缺等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安全和农村的社会安全的重要隐患，需要我们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引起足够重视。

　　二、 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严重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问题，而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地区，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虹吸效应，驱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种现象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高龄老人滞留农村，给农村带来巨大的老龄化压力。从乡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2010年中国乡村地区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达到99 303 297人，占到乡村总人口的14.98%，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也达到了10.06%（《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到2016年，中国乡村地区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接近20%，65岁人口的比例也超过12%，两项数据均比城市地区高出5个和3个百分点，中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日益突出（《2017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首先给中国农村劳动力带来的是直接的养老压力，2016年中国乡村地区的老年抚养比例达到了18.38，而同一时期的城市老年抚养比例为12.41，这个数字意味着农村地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赡养老人。与此同时，农村地区养老的经济压力也不容忽视，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 25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4 617元（国家统计局，2019），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需要用城市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赡养比城市多出四分之一的老人。

　　人口老龄化也给中国的粮食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李旻等（2009）、陈锡文等（2011）通过利用省级相关农业数据，分析了农村地区因劳动力转移而造成的劳动力老龄化对农业产出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李术君等（2008）、何小勤（2013）等从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的角度，论证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对农业生产带来负面的影响。根据陈锡文（2011）的估计，1990年～2009年，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年均增加值分别为0.29%和0.96%，因两项数字的上升而使农业劳动投入指数年均下降2.262%。尤其是2003年以后，因劳动投入不足开始对中国的农业产出产生负作用。而且，如果要保持农业生产稳定增长但是劳动投入持续下降的状况下，就必须加大资本、科技等其他要素的投入，其他要素投入比越来越大，资源的边际效益将越来越低，农业持续增长和农民增收面临严峻的挑战。王善高，田旭（2018）通过分析中国丘陵地区的农业生产数据，认为在丘陵山区，由于农业机械难以替代劳动力，在土地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老龄化会促使较高价值经济作物的种植排挤粮食生产，当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大量侵占耕地时，我国的粮食产量会受到一定的威胁。

　　老龄化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伦理危机，李永萍（2018）认为经济快速发展，农村人员快速流动的同时，也给农村生活带来了分化和发展。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家庭再生产不再以父代及其“老化”为核心，而是以子代家庭的成长和发展为核心。不同于传统时期父代老龄的过程也是其逐渐走向家庭中心地位的过程，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父代老龄的过程却使自身逐渐走向底线生存、边缘地位和价值依附。父代对子代物质和任务无限期投入换来的却是子代对父代的有限反馈，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只能维持低度消费甚至“零消费”的生活状态。费孝通（1982）所描述的传统的“反馈模式”逐渐趋于解体。

　　三、 农村地区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现阶段农村地区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农村性别比例的失衡，多数观点都认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乔晓春，2004;张二力，2005;李建新，2008;Li等，2011;Bulte等，2011;刘华等，2014;刘华等，2016），多数家庭对新生婴儿的男性具有更多的偏好（庄渝霞，2009），造成了近二十年来，男性婴儿的出生比例普遍要高于女婴。

　　由于传统习惯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男女比例失衡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2010年，中国农村地区0岁～19岁的人口性别比为1.16（女性为1），0岁～24岁为1.11（《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而到2016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攀升到了1.18和1.17。（如表2示） 　　随着人口的流动，因出生而造成了的性别比例失衡，也会因性别间不同的教育偏好和劳动偏好而加剧。

　　根据调查和数据显示，在青少年时期，农村地区的女性学习能力要优于男性，因此为了摆脱农村中的性别困境，实现更好的自我塑造，每年会有更多的农村女性学生，通过中考和高考实现自身教育的跃升。2012年，本、专科高等院校女性在校生数量与男性的比例是51∶49（《2012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而到2016年，这个比例达到了53∶47（《201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女性学生数量比男性多出了6个百分点，而农村女性在校生数量要远远高于农村男生，这部分农村女性通过自身教育的跃升，实现了地区和身份的逆转，也加剧了农村性别的不平衡。

　　在就业偏好方面，孙旦（2012）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村男女比例失衡会刺激农民外出务工意愿增强，为了单身的农村男性找到配偶的机会，其本人和父母都更加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积累财富以增强在婚姻上的竞争力。同时，农村单身女性为了维持自己婚后的家庭地位，也得益于男方外出务工所带回更多的城市中婚姻以及工作信息，农村的单身女性进城务工的倾向也更加强烈，农村性别因此而逐渐扩大。

　　性别比例失衡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农村地区适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根據抽样调查数据，2016年，20岁～34岁的农村地区适龄青年的未婚比例和婚配比例达到了1.62和0.78（女性为1），相当于有三分之一的适龄男性青年没有结婚。大量单身男青年的存在，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众多不确定的因素，各种性犯罪、偷盗、抢劫、以及其他打架斗殴等恶性事件发生的几率会因此提高，同时，也威胁到其他婚姻家庭的内部稳定，更严重的是，由于大龄未婚男性的存在，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产生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大（刘中一，2005），这一系列的问题和隐患，都增加了社会管理和治理的难度。（如表3示）

　　四、 农村地区人口的知识和技能有待提高

　　农村地区的人口素质情况同样令人堪忧，从人才的就业偏好来看，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主要的就业方向往往选择在城市，农村地区则成为低学历人才的剩水池，这就导致了农业生产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缺乏。根据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乡村人口的学历水平普遍要低于城镇地区，农村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仅为9.78%，大专以上学历人口仅为2%。这一时期城镇地区的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了27.8%和9.33%。6年后的数字比例更加悬殊，2016年城镇高中以上学历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半数，而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不到13.5%，乡村地区高素质人口六年内鲜有增加。从另外一方面来看，2010年～2016年城镇地区的文盲人口比重均控制在2%以下，而农村地区文盲人口的比重则从2010年的7.3%增长到了2016年的8.6%。（如表4示）

　　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口素质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体现在高中以上水平的教育上。根据统计，在日本、德国和法国的农村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比例分别为5.9%、7%和7%，在以色列、荷兰、丹麦等农业技术强国，这个比例还会更高。其次，高中学历的人口占据了日本农村人口的74.8%，德国53%的农村人口，法国60%的青年农村人口均受过2年～3年的中等专业技术培训（耿冬梅，2007）。我国农村人口的整体知识水平还与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现代化的任务不相称。

　　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水平堪忧，然而农村地区的教育储备情况更不容乐观，根据2016年的教育统计数据，中国农村地区的高中在校生人数仅为756 708人，高中师资数量为55 241人，学生和教师数量仅为城镇总量的三十分之一（《201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如此微小数字，对农村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五、 农业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

　　教育的缺失，也直接影响了农村人口职业技能的缺失。据统计，全国17.76%的农村人口还没有掌握一种农业生产技术，有48.57%的农村人口没有掌握一种劳动技能，农业技术和技能的缺乏（焦敬秋，2012），还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有学者认为，具备了高知识水平和高技能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会产生更高的机会成本（Assuncao等，2003），这类人群会因自身劳动生产成本的提高而转向城市就业，无疑在中国农村地区形成高知识、高技能农民的人才流动陷阱，这种陷阱使得国家对农民的高中以上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于事无补。

　　由于教育缺失和人才流动陷阱的多重影响，使得中国农村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与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需求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以河北省为例，作为较大的农业省份，河北省县以下基层农业技术人才，平均每万人中不足一人，基层农业技术人才比例仅为0.067‰，技术人才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较为发达的县市（《河北省2017年经济统计年鉴》）。现阶段，全国农业技术人才的数量还与现实需求有较大的差距。院校农学专业，也并没有为农村的专业技术人才准备充足的人才储备，2016年，大专以上学历的在校农学学生比例仅占全部在校学生的1.83%，农学专业是所有在校生人数最少的专业（《2016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还体现在高水平的研发上，2016年，我国农业R&D投资强度仅为0.4%，与全国R&D投资强度2.12%相比相差深远，更低于发达国家2008年3%～6%的水平，2016年农业占全国R&D支出为1.64%，与2009年相比下降了0.29个百分点（袁学国，2018）。这些比例，不仅与中国的农产品生产大国和农业的基础地位极不相称，也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专业技术人才越来越多的需求现状。

　　农业技术人才的短缺，给农业的现代化生产所带来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农业新品种的传播，农村生态的维护，以及疫情的防疫都需要众多的技术人才扎根农村。2018年8月3日，非洲猪瘟疫情首次在辽宁省沈阳市确诊（王清华等，2018），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河南、江苏、安徽、浙江、黑龙江、内蒙古等省相继出现非洲猪瘟疫情（新华网，2018）。此次的非洲猪瘟疫情，扩散之快，波及范围之广，给中国的畜牧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面对如此强大的疫情危害，急需在农村地区建立强大的技术人才网络，以应对现在和将来可能爆发的农业灾害。 　　政策建议

　　以上一系列的问题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在劳动力要素投入方面已经遇到了重大的困境，陈家喜等（2012）认为，在我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驱动下，农村人口外流导致了我国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基层民主乃至社会心理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迟滞、弱化和退化的现象，反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衰落与凋敝的总体态势。根据调查，中国一些农业大省如黑龙江、河南、安徽（陈家喜，2012）、河北（杨春娟，2016）湖北（李祖佩，2013）、四川（牛莆文等，2016）等省份，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的严重现象。农业生产中因为年轻、有技能、懂文化劳动力的短缺，不仅使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与集约化面临困难，也使农业新品种的培育、新生产技术的传播也面临困难，还带来了大量耕地的荒废。根据原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我国每年被抛荒的耕地有近3 000万亩，而劳动力的缺乏则是耕地被抛荒的重要原因。河南、湖北等一些粮食大省，土地抛荒率甚至高达20%～30%（邢成举，2011）。优质劳动力的持续流出和生产资料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耕地利用率不高，直接威胁我国粮食生产安全。

　　因此，政府在農业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道路上，要更加重视对劳动力要素方面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从政策指引、教育提升、技术培训、市场培育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政策与财政投入，保证我国的粮食生产“藏粮于地”和“藏粮于地”，保持我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1. 政府要加强政策指引。农村劳动力不仅要转移，更要在农村地区留住具备现代化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因此，在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和职（下转第24页）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就业的同时，也要针对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需求，培育、塑造具备现代知识素养和生产技能的知识性、技术性现代农民。鼓励高层次人才在农村地区创业创新，将现代的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推动建立教—学—研—产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园体系，为现代化农民在农村搭建新的就业平台，带动现代农业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2. 提高农村地区人口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情况下，学历和技术水平越来越成为农业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瓶颈。对农村劳动力教育和技能水平的提升，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适当普及高中教育，加强对超龄的农业劳动力进行教育和技能的回炉，产粮大省可以有针对性的对农业劳动力进行专门的农业技能培训。东部发达地区，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培训经验，面向农业生产，培训具有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同时要健全以农业生产为目标的农业劳动力要素市场，因地制宜，因产制宜，建立区域技术人才网络，为良种扩散，先进技术传播和疫情防疫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3. 加大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农村地区年轻和高素质劳动力向外转移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城乡间的教育水平、社会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若要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回乡生产，首先要在农村公务服务上加大投入，促进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资源向农村倾斜。教育方面，普及农村地区高中教育和加强农民的生产技术培训，逐步提高留村农民的农业技术水平。在社会保障方面，建立城乡一体的医疗、失业和养老保险体系，使现代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治，安心农业生产而无后顾之忧。其次，还要加强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设施建设，促进城乡之间各要素自由流动，逐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等化、全覆盖，构建和谐互动的城乡关系及生态美丽的现代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