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政策变迁与展望比较研究论文(共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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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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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毕业生要是想要如期毕业,那么毕业论文的最后考核就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对于刚接触毕业论文的学生来说,往往都是不清楚应该如何写出优秀的论文,本论文分类为素质教育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素质教育小论文范文供参考。
李美珍,祁占勇(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人文素质教育是通过知识传授、自身实践及环境熏陶等教育方式,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内化为受教育者相对稳定的气质、修养、人格的过程。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政策经历了初步酝酿(1978-1994年)、探索发展(1995-2004年)及深入发展(2005年至今)三个阶段;遵循着以价值负载指导服务分配的政策内涵取向、以质量提升为宗旨的政策内容发展观、以人财物规范为抓手的政策执行保障等演进逻辑。未来中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应完善政策内容发展的长效机制,强化政策执行的过程保障机制。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教育政策;人才培养;课程管理;教师选拔
人文素质教育是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形式,是培育民族精神、维系国家兴衰、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枢纽,对实现“中国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强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素质教育发展的政策。在政策的指导下,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事业呈现较好的发展形势。但是,政策文本的繁荣并不代表人文素质教育就取得了巨大进步,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政策研究,探索分析政策文本的变迁逻辑,展望人文素质教育政策的未来走向,方能对实现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创新发展起到政策指导、引领及规范的功效。
一、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依据人文素质教育内涵的阶段性特征及重要文件颁布的时间,中国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可以划分为初步酝酿时期(1978-1994年)、探索发展时期(1995-2004年)、深入发展时期(2005年至今)三个阶段。
(一)初步酝酿时期(1978-1994年)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发展最为急迫的是如何改革过去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1985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是中共中央在教育政策的文件中首次提及“素质”思想。1986年至1994年,国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教育体制经历了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蜕变过程。这一时期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变迁呈现以下特点:(1)政策内涵初见端倪。周远清先生提出“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是文史哲学科的基本知识与艺术的基本修养。”[1-2]随后,教育部提出文化素质教育的“三注重”,即“注重素质教育,注意个性发展,注视创新能力培养,”以及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政策从学生的个性、德智体美发展出发对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内涵进行了扩充,表明以知识为本的内涵发生着变革。(2)循序渐进地推进素质教育。这一时期素质教育首先从基础教育阶段抓起。《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全面提高学生的劳动技能、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1994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基础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同年8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实施素质教育,标志着素质教育成为中国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议题[3]。
(二)探索发展时期(1995-2004年)
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后,以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首批53所高校开展了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政策进入了探索发展时期[4]。1998年教育部又批准建立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32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5]。1998年《关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与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都指出,文化素质教育应由试点向整体推进与全面发展转变。2003年“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暨基地建设研讨会”召开,研究了新形势下高校进一步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的思路和措施。这一时期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变迁呈现以下特点:(1)政策内涵更加丰富。1995年教育部提出“三提高”,即“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修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钟秉林先生和杨叔子先生强调了教师对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作用[6-7]。继学生素质外,教师修养和大学文化品位也被纳入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中,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内涵得以丰富。(2)政策内容的积极探索。一是开始注重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补充与开设。国家提出在试点院校增加人文社会科学选修课等。二是鼓励与支持人文素质教育活动的开展。2004年《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开发与设计第二课堂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三是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环境的建设。《若干意见》就校园环境绿化、校训、行为规范、校政共同治理等的建设方案作出了重要指示。四是对人文素质教育教师的培养给予政策倾斜。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教师队伍建设,明确强调相关部门和高校要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各类教师培训活动。这些政策内容有机衔接、协调统一、齐头并进,共同提升了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水平。(3)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初步确立。一是建设组织领导体制。国家提出“高校要成立学校党政领导任组长的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充分调动党团组织、学生会、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同时强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同宣传、文化体育等部门对本地区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指导作用。二是倡导经费支持。《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高校应将校园文化建设的经费纳入学校预算,在人、财、物方面加大投入,保证校园文化建设工作顺利开展。三是推进信息化建设。国家很早就意识到信息技术对于教育发展的作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设立“现代远程教育工程”。《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全面实施高校校园网建设工程,创建国家级教育信息化应用平台,标志着信息化技术与教育系统开始走向衔接,在人文素质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
(三)深入发展时期(2005年至今)
2005年教育部召开了“纪念文化素质教育开展10周年暨高等学校第四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将文化素质教育纳入“高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在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深入发展。这一时期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变迁呈现以下特点:(1)政策内涵日臻深化。2005年教育部提出“三结合”,即“文化素质教育与教师文化素养的提高相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共同融入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内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着力提高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能力、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生命责任感及自治能力,表明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内涵负载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体现了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内涵鲜明的时代特征。(2)政策内容的逐步发展。一是构建以“文化素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2007年《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相结合的学科交叉课程体系。2015年《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指出,各高校要建设依次递进与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2017年《关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的通知》强调要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二是大力开展经典人文素质教育活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部要继续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和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建设中华经典诵读资源库。三是全方位建设高品位人文素质教育环境。国家非常重视校园网络管理和周边环境治安综合治理,提出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和工作机制,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将高校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地。四是多路径培养人文素质教育教师。据2006年《中国公民人文素质》调查数据显示,高校教师在哲学常识、文学常识、中外历史名人与历史事件上的认知值分别为3.6、4.8、3.2、4,表明教师的文化素养整体水平较高,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8]。国家从师德、业务水平、文化素养、创新创业能力等出发,提出培养教育教学骨干、“双师型”教师,培养与引进一批一流专家,一支肩负发展人文素质教育事业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正在形成。(3)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日益完善。一是健全组织领导体制。具体规定了各素质教育主体的职责,指出由各地区高校领导小组对人文素质教育的开展做出细化部署。二是加大经费投入。国家强调要加大财政经费的供给力度,鼓励社会组织、公益团体及个人对人文素质教育提供资金支持。三是注重信息化发展。2012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了教育信息化的行动纲领。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与2018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都指出要推动“互联网+教育”新业态的发展,推动信息化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对促进人文素质教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二、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
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属于教育政策的范畴,对教育政策的分析可采用内容分析、过程分析、价值分析与环境分析四种不同的分析范式[9-10]。通常来讲,对某一教育政策的分析往往需要几个分析范式的综合运用,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变迁逻辑的分析可以从政策内涵、内容、过程保障等方面展开。
(一)以价值负载指导服务分配的政策内涵取向
政策价值是政策的主体需求与客体属性在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效用关系[11]。教育政策的价值主要有政治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价值与人的价值四种表现形式,按照取向的不同进一步分为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教育政策的目的性价值是通过解决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应然目的与实然状况之间的矛盾使受教育者全面自由发展。教育政策的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化解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之间的矛盾[12]。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内涵的价值取向一直围绕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而展开,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工具性价值为主,兼顾目的性价值”时期(1978-2000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强调“效率优先”。人文素质教育政策的制定受经济发展逻辑控制,指导思想基本上是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1983年全国第二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所有人才应具有为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加快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知识和人才基础。这些政策背后蕴含了人文素质教育内涵的“工具价值”倾向。二是“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并举,目的性价值为本”时期(2001年至今)。新世纪,人才竞争成为世界竞争的主要利器。为了更好地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国家开始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制定人文素质教育政策时遵循了教育发展的生态逻辑,坚持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并举。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将“坚持以人为本”确定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国家重视学生发展的个体需求,强调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竞争合作精神、自我价值等。以往只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做法得到改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获得贯彻。由此看出,新世纪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内涵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致力于实现教育政策的目的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内涵的变迁属于一种渐进性的制度变迁。
(二)以质量提升为宗旨的政策内容发展观
育人是高校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话题。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大学发展的责任与使命,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要义[13]。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内容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宗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满足现实社会的需求。一是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重心由“知识”向“能力与素质”转变[14]。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力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和文史哲综合课程的开设,伴随着人文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强调能力和素质的新课程受到重视。二是人文素质教育活动的使命由文化传承上升为文化自信。探索发展时期,“第二课堂”的设计弘扬了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深入发展时期,国家强调经典文化活动对激发学生家国情怀、民族情感、责任感、使命感的重要作用。三是人文素质教育环境的建设由“软硬环境并肩”向“以软环境为重”转变。校园文化环境是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隐形载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部分[15]。探索发展时期,主要通过建设文化设施、校园景观、校园治安治理等来发挥硬环境的教育功能。新世纪,国家呼吁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园网络阵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强调先进的大学精神、制度文化、文化舆论等软环境育人的重要意义。四是人文素质教育教师政策形成的动力机制由“教育需求”向“多方需求”转变。任何政策都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相互作用是推进政策形成的重要动力,教师政策形成的动力机制体现在“需求主体”的变化上[16]。改革开放之后,政策的制定优先从人文素质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出发,但随着“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广泛践行,政策的形成既考虑到人文素质教育事业的需求,又兼顾了教师发展的本体需求。
(三)以人财物规范为抓手的政策执行过程保障
政策执行的过程保障是指通过一定的要求和细则使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是对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变量及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控制。就人文素质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保障来看,主要包括“人的规范”、“财的规范”及“物的规范”三个方面。一是组织领导机制日益健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初步提出要加强各级领导对教育发展的关注和指导。探索发展时期,《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政策文件具体指出各级领导在文化素质教育发展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到了深入发展时期,国家明确提出要建立文化素质教育统一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二是多元经费保障机制开始形成。美国教育行政专家罗森庭格提出,“学校经费如同教育活动的脊椎。”[17]没有经费支持,人文素质教育将寸步难行。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人文素质教育的经费问题,在加大中央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号召各政府、各有关部门为人文素质教育发展提供政策和财力支持,鼓励个人、社会投资人文素质教育事业,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共担经费的格局。三是教育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18]。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信息化不断向前发展,从“整合应用”走向“融合创新”,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发挥着推进作用。
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现状
(一)课程体系不够完善
尽管大多数高校已经意识到人文素质课的重要性,但其课程体系并不完善。课程设置随意性较大,主要按照教师的兴趣来开设,涉及领域较为狭窄,缺乏层次性与系统性,多以公共选修课的形式呈现;课程种类偏少,适宜学生使用的人文类教材缺乏;课时较少,人文素质课一般安排在晚上或周末,这一现象在理工院校尤为明显;大班制传统教学方式与宽松的考核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明确提出高校要增设各种类型的人文素质课程,但针对高校的课程开发、实施及考核问题,相关政策法规却很少作具体详细的说明。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显得无章可循。为此,国家必须强化课程管理制度,协助高校处理好课程开发、实施及考核工作,同时,高校也应严格按照制度实施。
(二)活动及环境建设流于形式
人文素质教育活动是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主要依托。当前校园文化活动内容单调,大多流于形式,未考虑其效果。一些高校或偏重专业学习、科技创新、职业规划指导等实用性活动,或局限于传统的认知教育,很少组织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活动,没有真正考虑如何通过活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忽略了学生精神层面的需求,使学生人文气息渐行缺失。此外,在高校文化环境建设方面也显得过于功利化,构造文物景观、贴标语、做宣传栏等表面工作也是常见。上述现状,一定程度源于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指导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人文活动建设的政策指导不强,对于高校所实施的人文活动是否科学和能否实现目标,政策上没有相应的奖惩标准,也没有提供有效指导;人文环境建设的评价制度尚未合理制定,评价主体单一,主要围绕可视化成果进行终结性评价,误使高校盲目追求人文素质教育的短期效应。
(三)教师人文素养较低
人文素质教育教师队伍是决定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水平的重要因素,教师的治学精神、思维方式、为人原则都会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目前高校人文教师队伍的状况还不能令人满意。高校教师学术示范作用鲜明,但人文示范作用较弱[19]。教师主要传授专业知识,忽视人文知识的教育;部分高校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文学、历史、地理学科知识储备匮乏,自身人文素养不高;理工院校人才的引进多偏向理工专业,使整体教师知识结构重理轻文,人文精神缺失。教师人文素养状况之所以不乐观,与高校教师选拔培训政策的不完善有关。在当前以科研为导向的高校评价机制影响下,高校为谋求生存与发展,过度重视在校教师的学术成果,实施以专业素质为主的教师聘任政策,忽略了对教师人文素养方面的要求,没有制定长远的人文教师培养计划,使大多教师缺乏深厚的人文底蕴。
(四)过程保障支持不足
充足的保障支持是推动人文素质教育不断发展的动力。目前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保障支持不够。领导权责不明,缺乏实质性指导,反映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组织领导体制的弊端。新世纪以来,国家从宏观上提出要加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组织领导,但并未明确表明政府、教育部门、高校领导等的职责和权限,使各级领导之间工作界限模糊,无法为人文素质教育提供有效领导。经费投入总体情况不佳,且使用效益较低。尽管国家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在逐年增加,但由于人文素质教育专项经费政策的不明朗、社会投资机制的不成熟,导致投入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经费依然很少。受传统以建设为导向的教育经费政策的影响,高校疏忽了人文素质教育仅有经费的管理工作,经费的使用效益受损。此外,一些高校仍然没有意识到信息化对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影响,信息化与教学“两张皮”现象依旧存在,无法用信息技术解决人文教育改革发展的问题,这也折射出人文教育领域信息化机制的滞后。近年来虽然国家特别重视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工作,专门制定教育信息化政策并下发至各学校,但相关政策倾向于服务“教育”领域,而非精准指向人文素质教育,一定意义上影响信息技术对人文教育发展的支撑,因此,仍需创新教育信息化机制。
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政策的未来展望
(一)完善政策内容发展的长效机制
人文素质教育政策内容的发展致力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实现其目标追求,就必须完善政策内容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是强化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管理体制。国家应加强对高校人文素质课程的管理,制定与颁布可行的课程政策,引导高校建立科学、系统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首先,要重视人文学科的研究与建设,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逐步建立其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引起高校对人文教育工作的足够关注。进一步改革高校必修课程结构,在增加人文素质课比例的同时着重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突出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同时,鼓励和支持高校教师多开设文学、史学、国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选修课程。其次,聘请专家学者在充分调研与论证后,设计少而精的人文素质教育核心课程[20],提高课程的学术价值和人文含量。此外,高校也可出台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教师创新教育教学方式,采用课程专题化与团队接力授课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提升教学效果,实现人文素质教育目的。要求教师在不违背人文精神的前提下严格把关课程考核工作,将成绩作为学生评优的参考,提高学生接受人文教育的积极性。引导教师挖掘专业课程的人文内涵,将人文素质教育渗透至专业教学中,让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21]。
二是健全人文素质教育指导评价机制。首先,加大对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指导力度。支持高校师生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校园活动,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支持高校以民族文化为切入点建设校园文化环境,使学生认同、理解、热爱中国国家文化,从而提高人文素养。其次,通过政策或法律的形式精确规定评估方的资质、评估要求、评估指标,从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考核人文素质教育。在评估主体方面,主动吸收来自学校、社会等方面的评估,实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引导高校领导干部、相关职能部门、专职教师、学生进行自评,内部检查本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问题并加以改进。同时,加快推进第三方评估机构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人士、知名校友的力量,保证评估的公平、公正、独立。在评估要求方面,改变只对量化成果进行考核的方式,坚持过程中和过程后的持续评估,自上而下切实创建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动态评估机制[22]。在评估指标方面,打破唯成果论的现象,规范人文素质教育评价指标,学校制度、活动及环境建设情况、学生素养等都可纳入指标范围。
三是完善高校教师选拔培训政策。首先,国家应深入推进以科研能力、本科教学、学科发展、学生综合发展等为评价客体的高校多元评价制度,逐渐扭转高校管理者的发展观念,使其认识到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从而为之投入更多师资和精力。其次,敦促高校完善教师选拔政策。高校在教师招聘时要兼顾教师的专业素养与人文素养,在笔试与面试中增加人文素养的考核,提升高校青年教师的人文素养。理工院校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创新出台人文素质教育专任教师编制政策,完善各项福利待遇和保障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承担人文素质教育,缓解当前人文师资紧缺的问题[23]。此外,监督高校构建人文教师培养机制,努力为在校教师设计传统文化素质、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人文科学素质相结合的全方位培养方案,加强教师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培训,打造文理兼通的高素养教师队伍[24]。同时,通过有效途径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学习资源,鼓励教师积极参与能真正提高人文素养的继续教育培训。
(二)强化政策执行的过程保障机制
人文素质教育政策的执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相配套的过程保障机制。政策在过程保障中应加强组织领导,重视经费支持,从经费投入和经费管理两方面着手,创新教育信息化机制。
一是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组织领导体系。首先,应设立人文素质教育的中央领导机构,宏观指导人文素质教育发展,制定和协调各级领导部门的职责,减少职能重复,提高领导效率。其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可采用扁平化的领导体制,责任到人,加强对本地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的关注和指导,进一步提高领导力。同时,上下层领导机构应广泛吸纳人文素质教育研究员、优秀教师、学者加入,共同协商人文素质教育改革发展问题,进而制定人文素质教育发展的相关规定和政策,使其领导机制更明智、科学。此外,高校应成立由学校党委书记牵头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引导与规划全校人文教育工作,团委、教务处、学工处分工合作,从学校层面制定人文教育的计划和目标,高效部署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工作。
二是完善经费筹措法律法规并强化对经费的管理。首先,中央财政应设立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专项经费,并加大投入力度,改善财政“缺位”与“错位”的现象[25]。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也要积极承担责任,定期拨出一定的经费用于人文素质教育教材建设、图书购置及科学研究等,使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具备基本硬件。其次,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呼吁教育基金会、校友、教育家捐赠等,形成多元化投入支持机制。此外,制定“以应用为导向”的经费管理政策[26]。指示高校分类管理经费,依据人文素质教育经费的具体用途分别实施不同的预算管理办法,从源头上规划经费的支出明细。引导高校建立人文素质教育经费内部管理体制,制定内部管理办法,将人文素质教育经费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但要单独核算,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是创新教育信息化机制。首先,国家要继续出台规范和指导信息化发展的政策,加大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等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深化信息技术与人文素质教育各环节、各领域的融合创新发展,使其从服务教育教学拓展为服务育人。其次,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激发教育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动力。面向未来培养高素养人才,教师是关键,要不断完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将信息化教学能力纳入师范生课程体系,列入教师培训的必修学分,增强教师在信息化环境下创新人文素质教育教学的能力,促进人文素质教育事业发展。
第2篇:中美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比较研究
【摘要】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教育也在逐渐摆脱传统教育,向国际教育看齐走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道路,适应中国发展现状。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和中国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的状况,比较中美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异,以及教学理念与手段的差异。
【关键词】美国;竞赛育人;素质教育
一、美国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状况
(一)美国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现状
美国1979年举办了第一届商业竞赛,到1997年已经有264个学校参加商业竞赛。20世纪末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在美国高校广泛传播应用实施,不仅“一流大学”开设了创业课程,一般高校也都进行创新创业授课并积极参与商业竞赛。而素质教育是美国教育的核心,用多样化的教育培养有用的人。美国素质教育更注重个人的综合素质成长,需要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去帮助不同的孩子成长,生活作为人生的第一课,美国素质教育更愿意从生活中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美国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经验
美国竞赛育人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有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美国高校有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体系,竞赛创业理论课程从小学课程里就开始着手www.yulu.cc渗入,到高中就具有相对完善的竞赛教育体系,到大学参与竞赛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美国的大学、政府、社会企业家等努力一起创造良好的竞赛环境与素质教育环境,社会各界人士都为美国教育提供服务与帮助。
二、中国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状况
(一)中国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现状
近年来,中国的竞赛育人理念也在不断地改进与实施中。在高校里,清华大学作为领头人,联合了九所大学成立的“九校联盟”,是教育部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示范高校,将专业知识的教育和竞赛教育的方法结合起来。而在对于教师的专业培养上,不仅要加强对师资力量的培养,也要经常聘请企业家和投资人作为指导老师进行指导。中国的竞赛育人的环境还在不断地完善,但是国家的支持、各高校的努力也使竞赛育人的教育理念越来越完善。
(二)中国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问题
在现在的教育环境中,高校的教师由于教研压力过大,以至于只注重带领学生参加各种竞赛,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一些教师把学生的竞赛结果和自己的教师评比与一些利益挂钩,在参加竞赛时忽略了竞赛过程对学生思想上的教育意义。高校的教师在带领学生参加各类竞赛的时候,不仅要给予学生知识上的指导,还要善于激发学生们对竞赛的兴趣,再加上合理的奖励制度,使得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竞赛的活动中来,竞赛育人的目的也会逐步实现。
再者,规范有序的竞赛对于学生的成长有教育的意义。虽然我国近些年来,各式各样、不同级别的竞赛层出不穷,也吸引了很多学生教师的积极参与。但是由于部分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参与,一些缺乏管理的竞赛活动也随之多了起来。不仅仅是存在“应试”的现象,还常常成为各校招生的手段。那么这也就对教育系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个良好的竞赛环境不仅需要每一个竞赛者的自觉遵守,还需要发起者坚守底线。
三、中美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差异
(一)教育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异
美国在教育内容与形式上比中国更具有多样性。中国在教育内容上与教材一致,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学生也不得不学习书本上的内容,但是忽略了思维模式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中国在教育形式上因材施教,而美国在教育形式上因人施教,根据学生的个人情况采用不同的教育形式,在教育内容上更注重帮助学生思维的建立,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
(二)教学理念与手段的差异
美国教育理念为“人才理念”与“素质理念”,斯坦福大学就是典型的“人才理念”高校,注重知识的实用价值,使学生所学知识可以直接运用到实际中去,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而素质理念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精神,更注重培养学生抓住机会的眼光和创新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中国的教学理念更注重的是“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工作”,教育手段更是单一,不能根据学生需要去改变教育手段,都是要学生去适应教育手段。
四、结论
综上所述,美国竞赛育人的结构是相对较为完善的,其教育理念、课程配套、师资力量在世界上也算是处于较前的位置,与此相比,中国的竞赛育人只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该体系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问题。当然中美在竞赛育人的教育理念上也会有很多的不同,这也是中国该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原因。那么,中国在竞赛育人的体系发展过程中也要能够谦虚地请教,学习美国该体系中值得借鉴之处。但是不能直接照搬过来,而要结合中国的教育模式,不断地探索适合自己的竞赛育人与素质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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